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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体系已较为完备，但分散立法模式导致法律之间存在重复与冲突，难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系统治理的需求。充分的理论基础、迫切的现实需求和扎实的立法积淀，促使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条件逐渐成熟。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应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价值，构建“总则、污染控制、自然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责任”的体系结构。法典需要重点解决环境权的确认与保障、法律责任体系的整合、与《民法典》“绿色条款”的衔接等问题，以中国自主的生态环境法知识体系为支撑，并注重吸收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法典，为实现美丽中国目标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青年人才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驱动力，其培养与引进对破解地方乡村“老龄化”与村庄“空心化”困境具有重要意义。面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现实困境，辽宁省D村探索新型乡村人才振兴路径，通过“校地共建”构建起全国性青年参与平台，形成了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运用场域理论与符号资本理论分析发现，高校工作站进入D村场域后，通过强化政治资本、注入文化资本、整合符号资本，突破了单一本土人才振兴或外部人才嵌入的路径，呈现“半本土半嵌入”的特征，有效弥补乡村人才不足，构建“党建引领+村民参与+新乡贤在场+高校工作站嵌入”的新型乡村治理共同体，形成多元共治的良性模式。
数字赋能纪检监察工作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选择。其价值功能在于推动监督体系实现从“末端惩治”到“前端防控”、从“人力密集型”到“智能驱动型”、从“单打独斗”到“形成合力”、从“碎片化治理”到“系统性重塑”的全方位变革。不过，在享受纪检监察工作数字化转型所释放的效能红利时，亦须正视其在数据归集、安全防护、技术应用等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并警惕因算法黑箱所引发的潜在风险。纪检监察工作政治敏感性高，未来应着力打造属于纪检监察领域的数字监督体系，这是对纪检监察工作在理念、技术、制度、流程上的全面革新。为此，应构建多维协同优化路径，通过机制保障强化顶层设计，以标准统一破解数据孤岛，依托可解释性算法治理破除技术黑箱，同步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工程，系统性提升数字技术在纪检监察领域的应用效能。
马克思主义历史自然观以唯物辩证法为逻辑前提，廓清历史领域和自然领域的本真意涵与内在关系。整体来看，辩证法是自然走向历史的桥梁，马克思以辩证法前提为根据和标准，还原了历史和自然的本质关系，呈现了历史和自然之间的“总联系”；历史自然观彰显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质，表明否定性是历史和自然发展的推动力；历史自然观完成了对传统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直观性和抽象性的实践转向，具有深刻的辩证本性；历史和自然在辩证法的作用下不断运动变化、发展融合，形成了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自然观，但其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偏颇。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误以为马克思的辩证法缺失了自然维度，施密特延续了“马恩对立论”，强调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学缺场”，以科西克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自然观的理解悬浮于抽象的实体范畴，以奥康纳和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意识形态批判转向生态批判，存在夸大生态因素的理论局限和面向现实的妥协倾向。
阿尔都塞以“症候阅读”为核心方法来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两重“症候阅读”对应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阐释的两个阶段：“早期阿尔都塞”以哲学意识形态与科学的“认识论断裂”来“症候阅读”马克思，将马克思哲学阐释为一种新的“哲学实践”；“七十年代阿尔都塞”以“症候阅读”来解读列宁，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融入了主体性因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成为无产阶级的“哲学实践”。从其实质来说，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并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单纯的认真阅读，而是举着“回到马克思”的旗帜，创造性地阅读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结果。因而，其所追寻的“本真的”马克思并非真实的马克思，而是一种“想象的”马克思。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我国迈向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新质生产力则是赋能农业经济韧性提升的有力助推器。在分别构建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3年全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显著提升了农业经济韧性，影响效应在粮食主产区、“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更加显著，且主要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激活创新创业活跃度两个作用机制实现；促进作用存在自身的双重门槛效应，即伴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影响效应会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因此，要构建农业特色要素协同体系，夯实新质生产力顶层设计根基；实施“主产区引领+生态区适配”差异化路径，优化农业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深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绿色低碳联动，释放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韧性的长效驱动；驱动农业创新创业与产业转型协同升级，构建韧性提升长效机制。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建设国家级城市群对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基于2009—2023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系统探究了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且作用效应在成熟型城市群、多中心城市群、规模较大的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绿色创新协同效应、产业转型升级效应和经济集聚强化效应是国家级城市群建设赋能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渠道。拓展性分析表明，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邻近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U形”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新质生产力关系的理论认知，也为相关部门优化城市群规划政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决策参考。
“水资源脱钩”是我国水治理高水平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势，是“水达峰”后我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需要深入研究的新问题。立足系统论，从水资源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对水资源脱钩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分解、归纳、综合、分析的研究路线，构建了30个省（区、市）水资源可比价投入-产出模型，利用结构分解分析（SDA）对驱动水资源脱钩的因素进行分解，并在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角度进行归纳综合分析，得出各省（区、市）三个时间段各因素贡献的脱钩力值。研究发现，我国不同时间段的脱钩力出现明显差别。我国脱钩力演变呈现阶段性特征：2007—2012年表现为由技术进步驱动向发展质量提升驱动过渡的路径，2012—2017年和2017—2022年则演化为由实际节水技术驱动与发展质量提升驱动的双轮驱动格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造成用水脱钩路径差异的重要因素，发展质量较高的省（区、市）用水脱钩路径相对较为独特，实际节水技术进步发挥着用水脱钩“压舱石”的作用。
在社会治理单元下沉与社区精细化治理趋势下，生活型治理共同体成为社区治理实践的理想形态，系统揭示其构建的内在逻辑对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典型个案的过程追踪发现，社区生活型治理共同体紧扣居民需求，通过多元主体间的多层次互动，构建了深度合作网络。其构建的核心逻辑在于，借助“治理环境—治理行为”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推动共同体系统实现演进与形态生成。具体表现为，将私利提升为公意，形成集体行动意向；将失序重构为新序，奠定协同的制度基础；将契约深化为共识，积累社会资本与增强共同体韧性；将响应转变为先行，实现共同体的自适应与创新能力提升。研究明确了居民主体在多元合作治理中所发挥的初始激活与持续助推作用，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生性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推动社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提升治理效能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路径参考。
都市公路桥梁具有的审美文化主要是指在路桥建筑规划整体布局、路桥建筑设计形态、路桥建筑环境整合、路桥建筑构造设施集成以及路桥建筑使用养护中所体现的具有审美文化的重要特质。在深入探析和把握现代都市路桥审美文化的丰厚内涵、显著表征、价值取向三个重要维度基础上，提出有效提升现代都市公路桥梁建造的文化品质、避免现代都市路桥“百桥一态”僵化模式的观点和相应举措，进而彰显“一路桥一特色”对都市文化高品质形塑的重要功能。这不但是在新的认识高度深化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现代都市文化高品质形象塑造载体优化的必然选择。